出井伸之的某些哲学观确实十分强大，却也充满着马萨里克般的不切实际。托马斯·马萨里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首任总统，在民族主义哲学的指引下，他肢解了奥匈帝国，造成了欧洲大陆的不稳定局面。民族纯粹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区域都有语言或者种族上的少数民族，马萨里克的哲学观本身就是偏颇的。对应到出井伸之对未来的构想上，也许我们可以说他秉持的是一种“数字主义”。出井伸之曾经说：
“业务本身存在一定地逻辑性：如果我们能像银行家一样将我们地业务归结为数字，那么我们便不必整日为数字背后隐藏的心理和情绪所困扰。我们不会无视文化差异地存在，反之，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不因文化差异而影响对公司控制力地机制。在一个战略性地控股公司里，你根本无须文化因素的参与。”
正是这种去文化因素的抽象逻辑，导致了索尼在创新上出现了巨大的断层。索尼为代表的日本企业的创新特点是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这种个人关系可以使得组织中的人全身心投入到创新工作中，而不会斤斤计较，同时，个人间的情感是激活创新灵感的绝佳催化剂。当出井伸之全面改造索尼的管理文化时，只顾着实现自己在未来数字世界的宏伟布局，而破坏了索尼创新的基因。
索尼是否真的适应绩效主义，事实已经给出了证明。
为让索尼继续在去日本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出井伸之选定的接班人是不会日语的斯金格。事实证明，斯金格主政后的索尼正式进入了衰退期。索尼曾经赖以成名电子产品业务日渐式微，加之金融危机的爆发，斯金格黯然下台。
约翰·内森认为，出井伸之上台是索尼发展历史上的分水岭，左边是曾经因为崇尚情感因素而带来的创新精神，右边则不得而知。事实上，出井伸之对索尼的变革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教学案例，即如何在文化改造和战略变革上求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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