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一些有趣的矛盾。法拉赫和同事发现社会经济状况并非影响大脑所有的认知功能，而是集中在被认为与特定大脑回路相关的功能上：比如语言、记忆容量以及调节思维和情感的能力。
她的合作者包括当时还是她学生的金柏丽?诺贝尔（Kimberly Noble），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神经科学与教育方向的教授，还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新生儿学专家哈勒姆·赫特（Hallam Hurt）。
华盛顿大学的早期语言专家帕特里夏·库尔（Patricia Kuhl）的功能核磁共振（MRI）研究显示，社会经济状况水平较低的5岁孩子，其大脑皮质区中反映阅读能力的重要区域表现出了较低水平的特化。
俄勒冈大学海伦·内维尔（Helen Neville）的团队测量了衡量大脑反应情况的事件相关电势（event-related potentials），结果表明社会经济状况较低的3~8岁孩子对特定的声音输入反应相对较慢。
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多数的工作重点都集中在大脑结构差异上，包括早期关于杏仁核在处理恐惧和其他情感中的相关发现，以及前额皮质在决策制定和自控能力中作用的相关研究。在这些发现中最一致的部分，是社会经济状况较低的孩子的海马体普遍相对较小。
第一个关于海马体大小的研究报道来自波拉克的实验室。该研究基于大脑核磁共振（MRI）数据以及从美国国家发展数据库中提取的317个4~18岁孩子的家庭人口数据。两年之后，
华盛顿大学的琼·卢比（Joan Luby）以及她的同事对145个6~12岁的贫困儿童从入学前开始实施了持续的观察，发现和非贫困儿童相比，贫困儿童大脑的海马体明显要小很多。
卢比的团队刚开始的研究目的并不是探索贫穷如何影响并改变大脑，他们的跟踪研究只是为了解释在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研究中出现的多变性。但在统计数据时，他们发现信息量很大，卢比说。“这虽然不是我们本意，但是这些数据推动着我们继续研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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