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强配合，首先需要加强对黑色产业链的研究。”工信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颜丽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颜丽看来，只有将重点“黑产”结合起来，定位出治理“源头”（广告主、非法设备经营者或个人信息贩卖者），才能对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产生沉重打击。“因此，召开联席会议，制定相关方案，实现‘精确性’打击，效果会好一些。”
此外，颜丽也指出，实名制的推行，能够实现对短信、电话发起者的溯源，从而为治理电信骚扰现象提供依据，也能为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使用“黑卡”从事的违法犯罪活动、立案侦破提供基础。“实现实名制是确保市场健康的前提。”
三问：为何运营商只能望“号”兴叹？
“运营商不比手机安全软件，无法在用户接到电信骚扰时进行即时提示。针对嫌疑号码，运营商只能选择停机或放行。”面对重重压力，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移动内部人士坦言，“但在停机前的嫌疑号码鉴定时，运营商有三大难：取证难、跨网难、跨地域难。”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六十六条，我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因此，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若运营商把骚扰电话关停，骚扰分子就此上诉，一告一个准。”郝智超说。
“短彩信比较好溯源取证，但骚扰电话比较麻烦。”前述中国移动内部人士称。目前，中国移动在接到用户进行骚扰电话投诉后的通行办法是，安排拨测团队进行回拨以收集证据，“但大部分号码都是不接或接不通。”
跨网与跨地域也是造成目前查处难度的原因。据了解，目前许多骚扰号码涉及跨省操作，用户举报给当地运营公司后，当地运营公司需协调骚扰号码所在地的省公司核查，省公司再到市公司，流程漫长。此外，如果溯源之后，发现是其他运营商的号码，追查就进行不下去了。
近来，在监管部门的压力下，运营商的态度也开始逐渐有了转变。今年的3·15晚会曝出骚扰电话、利用电信工具实施诈骗、违反电话实名制办卡等问题后，3月16日，工信部约谈移动、联通、电信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相关负责人，并连夜责成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和所在省通信管理局进行调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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