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我们这一代是把像秦陵这样的文物都挖完,还是留给能力肯定超过我们的子孙们去挖?这里有感性和理性的较量,有短期行为和长期规划的考量,有本位与全局的抗衡,还有业绩与政绩的对决。
秦陵面临的危机不仅是地震、渗水、风化、霉菌等自然破坏,还有我们急功近利的思维模式,把自己的智能最大化,对自己能力的时代局限性缺乏清醒的自省。在条件不成熟时急于发掘秦陵,透射出我们考虑问题的缺陷和自我认知的困局。
其实,怀着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尽我们的“文化孝道”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何尝不是政绩,留给子孙何尝不是发展?
秦陵也好,中国数以百计的帝王陵墓也好,挖或不挖,应该遵循国家制定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十六字方针。1997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完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考古发掘坚持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
换言之,如果我们的考古学家向古代提不出更多更深入的问题,为现代做不出创新的发现和创新的研究成果,就算我们的技术再好,哪怕世界一流,也还是不挖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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