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我们这一代是把像秦陵这样的文物都挖完，还是留给能力肯定超过我们的子孙们去挖？这里有感性和理性的较量，有短期行为和长期规划的考量，有本位与全局的抗衡，还有业绩与政绩的对决。
秦陵面临的危机不仅是地震、渗水、风化、霉菌等自然破坏，还有我们急功近利的思维模式，把自己的智能最大化，对自己能力的时代局限性缺乏清醒的自省。在条件不成熟时急于发掘秦陵，透射出我们考虑问题的缺陷和自我认知的困局。
其实，怀着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尽我们的“文化孝道”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何尝不是政绩，留给子孙何尝不是发展？
秦陵也好，中国数以百计的帝王陵墓也好，挖或不挖，应该遵循国家制定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十六字方针。1997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完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考古发掘坚持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
换言之，如果我们的考古学家向古代提不出更多更深入的问题，为现代做不出创新的发现和创新的研究成果，就算我们的技术再好，哪怕世界一流，也还是不挖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