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要重申AFL-CIO所坚持的“经济正义”是谴责企业使用墨西哥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压低用工成本而非单纯反对CEO们的丰厚薪酬。相反，企业领导人有理由拿比普通员工更高的回报，一部分原是因为他们承担了更多责任，做出更大的社会贡献。
就在去年Joe Kiani享受全美最高薪酬的同时，他对社会发展乃至人类群体做出的贡献也得到《SafeCare》的肯定，当选该杂志年度人物。这一殊荣意在对那些为改善全球患者安全和医疗保健品质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进行表彰。《SafeCare》杂志创始人Yisrael M. Safeek博士认为，25年来，Kiani的创新已革新了外科学和危重治疗医学。他说：“如果有哪个人能够在2020年之前将可预防死亡例数降至零，那绝非Joe Kiani先生莫属。”
德鲁克曾说，当CEO与员工收入比值大于20:1时，就会导致员工们忿忿不平，从而降低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这样的忿忿不平来源于投入与回报之间比率的不平等。美国管理心理学家、行为学家J.Atacy Adams是公平理论的创始人，他认为人们不仅关心个人努力所得到的绝对报酬量，而且还关心别人的报酬量之间的关系，即相对报酬量。简单讲就是个人：结果/投入=他人：结果/投入。
“企业正在解决两个问题：一，薪酬不公；二，高管和一般员工薪酬之间的巨大落差，”沃顿商学院会计学教授维尼·格威 (Wayne Guay) 表示，“经济不公平问题指的是，体系内的偏见导致员工因为他们的性别或年龄而不能获得公平的薪酬和晋升机遇。这些因素可以导致公司因此失去优秀的员工。第二个问题更多的是认知和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
从1980年代开始，以十年为一个周期，美国标普500成分股公司CEO的平均薪酬相对非管理层员工的比率从50多倍扩大到300多倍。也是在这一期间，微软、波音以及之后的亚马逊共同引领了一个西雅图，硅谷改变了一个时代。相反，如果土豪们占有了更多社会资源却不肯承担相应责任，占领华尔街的行动还有可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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