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挑选具有特定基因的胚胎，也使得父母对于子女基因组成拥有前所未有的强大决定权。不久，除了避免疾病外，父母是否会选择利用PGD技术，使孩子拥有某些特定的性状——例如出众的外貌和运动能力？
乔杰院长认为这种想法并不科学：“PGD主要是针对出生缺陷的预防。我国现在每年出生缺陷的新生儿多达90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比较高的出生缺陷率。在临床上，PGD首先是要掌握相应的适应症，对适当的病人去进行检查，再一个要避免的就是胚胎的性别选择，避免产生未来人口的不平衡性。至于运动能力或样貌优化，单从技术层面看，并不是由单一基因决定的，很难通过PGD实现。”
反思：干预生殖是好是坏？
就在黄军就副教授发表修改“地贫”基因的实验报告后，一些世界顶尖的基因科学家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呼吁暂停对人类胚胎细胞进行基因改造研究。其实无论是PGD还是修改胚胎基因，它们都属于生殖干预的手段。人类究竟有没有权力决定一个胚胎的生存权？胚胎植入前诊断实际上就是一种筛选，人工受精卵中的一个将会被选中，而其他的则被遗弃，可以算是某种程度上的生殖试验。基因改造研究的反对者们认为，即便是试管中尚未植入子宫的胚胎，也应享有生命的基本权利。
立法方面，在西欧15个国家里，12国允许医学界进行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其中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在20多年前就开此先河，德国则是最后迈出这一步的国家，在德国，对于胚胎进行疾病诊断直至2011年才得以合法化。
从长远来看，部分科学家还担心优生技术将失去医疗前提，反而被滥用。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想象，未来人们不仅可以选择子女的性别，甚至还可以选择他们眼睛和头发的颜色。但仍有不少人支持改造人类基因组的想法。2014年，一项针对1000个美国人的调查显示，有26%的受访者认为，“准父母可以改变他们孩子的DNA，以得到更聪明、健康，甚至健美的后代。”
黄军就副教授的研究成果是国际上首次成功使用基因编辑对人类胚胎细胞进行的基因修改，这一研究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推动了道德伦理方面的讨论，但从目前来说，人类还远未能将这种技术应用于人类疾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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